科技是國家強盛之基，創新是民族進步之魂。新中國成立以來，一代代科技工作者投身科學救國、科研報國、科教興國、科技強國偉大事業，攻堅克難，砥礪奮進，在長期的科學實踐中作出非凡貢獻，鑄就了獨特的科學家精神。科學家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動科技強國建設的重要動力。新時代新征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以科技創新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大力弘揚科學家精神。
彭桓武
中國科學院院士，歷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二機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長，第九研究院副院長等職，“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
來源：紀錄片《大家》
彭桓武出生于吉林長春，博士研究生畢業于英國愛丁堡大學，湖北省麻城市人，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歷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二機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長、第九研究院副院長等職。彭桓武領導并參加原子彈、氫彈的原理突破和戰略核武器的理論研究、設計工作。在中子物理、輻射流體力學、凝聚態物理、爆轟物理等多種學科領域取得了對實踐有重要指導意義的一系列理論成果，1999年被授于“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彭桓武先生生平
1928年至1930年，先后在長春自強中學、吉林毓文中學讀書。
1931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1935年畢業，獲得理學學士學位。同年入清華大學物理系研究生院。
1937年6月，清華大學物理系研究生肄業，任昆明云南大學理化系教員，教普通物理。翌年赴英國愛丁堡大學理論物理系，師從著名物理學家馬克斯·玻恩（Max Born），從事固體物理、量子場論等理論研究。
1940年，彭桓武在愛丁堡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1940年和1945年分獲哲學博士和科學博士學位。1941年8月后，曾兩度在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薛定諤任所長的愛爾蘭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理論物理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完成關于介子的HHP理論的研究。
1945年與玻恩共同獲得英國愛丁堡皇家學會麥克杜加爾－布列茲班獎。1945年8月至1947年7月，任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理論物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1947年回國，先后擔任過云南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技大學教授，并參與創辦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所研究員。
1948年被選為愛爾蘭皇家科學院院士。
1955年10月至1956年4月，在前蘇聯莫斯科熱工研究所實習反應堆理論。
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歷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二機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所副所長、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所所長等職。
周光召（中）和宋任窮（右）到地下核試驗現場彭桓武工作室看望彭桓武（左）
1962年起，先后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北京大學教授理論物理、分子反應動力學等課程。
1982年，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1985年，獲得兩項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
1995年，獲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
1999年，獲得“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2004年，在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報告的"廣義相對論與狄拉克大數假設的統一"論文，文中提出了可能在宇宙學方面具有深遠意義的設想。
2005年，在研討會上做了題為《廣義相對論――一個富于刺激性的理論》的學術報告。
2006年6月13日，經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小天體命名委員會批準，將中國科學家發現的、國際永久編號為第48798號小行星，正式命名為“彭桓武星”。
2007年2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彭桓武（中）與云南大學師生交流。
一心為國，淡泊名利
留學英國的彭桓武，很快就在英國學術界擁有了很高的聲譽和地位。他的兩任導師玻恩、薛定諤分別在與愛因斯坦的通信中，都對他進行了高度評價。玻恩說：“中國人彭桓武尤其聰明、能干，他總是懂得比別人多，懂得比別人快。”薛定諤說：“簡直不敢相信，這個年輕人學了這么多，知道那么多，理解這么快。”
然而，面對在英國取得的聲譽和地位，彭桓武毅然決然放棄了這些豐厚條件，不停地尋找著回國之路。曾有人問彭桓武既然已經在國外取得成就為何要放棄優厚條件選擇回國？他答道：“你應該問為什么不回國！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學成回國是每一個海外學子應該做的，學成不回國才應該問個為什么！”1947年冬天，他終于回到了當時還一窮二白的祖國，先后在云南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任教。“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彭先生的這句話，正是對愛國精神的最好注解。
彭桓武（左）與孫昌璞合影。
彭桓武是核武器理論研究當之無愧的開拓者和領路人。新中國成立后，彭桓武放棄原來的學術領域，將研究方向逐步轉到原子能及核武器研究，并把主要精力放在青年干部培養和相關理論研究和學術組織工作上。1961年4月初，彭桓武奉命被調到當時的二機部北京第九研究所（1964年改為二機部第九研究設計院），負責核武器的理論攻關工作。此時，中國的原子彈研制正陷入困境，以彭桓武為代表的老一輩科學家咬緊牙關，攻堅克難。他把原子彈運動過程劃分為若干階段，對幾個關鍵時刻加以命名，這些名詞沿用至今。原子彈爆炸成功后，彭桓武部署開展氫彈研究的“多路探索”，指導黃祖洽、周光召和于敏進行氫彈的理論研究。
他設計了三套氫彈研制方案，分別由周光召、黃祖洽和于敏負責。最后，于敏帶領的研究小組率先實現了其中的一個氫彈設計原理。在明確氫彈設計原理后，理論部的科研人員很快完善氫彈理論模型并進行細致的物理設計。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空投試驗成功。
多年后，10名相關科學家獲得了“原子彈、氫彈研究中的數學物理問題”自然科學一等獎。在這個重要獎項中，彭桓武排在首位，是第一獲獎人。按照相關規則，該獎章本應由他本人保存。但當人們把獎章送去時，他堅決謝絕，并表示榮譽應該屬于大家，提議由九院保存，并寫下：“集體，集集體；日新，日日新”。
2005年，90歲高齡的彭桓武作學術報告。
直到90歲，彭桓武仍在研究廣義相對論并發表學術論文，不斷開辟新方向。他始終堅持工作在科研第一線，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學生，為我國理論物理事業的發展，開展了許多組織和研究工作。工作有了基礎后，他悄然引退，把領導職務逐個移交給更年輕的科學家。他還把遺體器官捐獻給了醫院用于醫學研究，畢生的工資積蓄近50萬元，捐贈給了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
他在遺囑中寫道：喪儀從簡，不舉行任何會，骨灰不存任何公墓，由遺囑執行人按遺囑歸返自然。兩彈一星"金質獎章，贈給國家一級的軍事博物館，書贈送理論所圖書館。請注意玻恩簽名贈予我的一本Atomic Physics有紀念意義上網的電腦及相連的打印機各附件與桌和轉椅應歸還理論所。
姚熹
中國鐵電陶瓷領域的奠基人、材料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西安交通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同濟大學功能材料研究所所長，西安交通大學國際電介質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海播文化
姚熹，中國科學院院士，1935年出生于江蘇，1957年畢業于交通大學電氣絕緣與電纜技術專業，后留校任教。姚熹長期致力于電子材料的科學理論與技術應用研究，在國際上原創性提出弛豫鐵電體“微疇-宏疇轉變”理論，后提出“新玻璃模型理論”，擔任“863”“973”新材料領域專家，引領開展中國高性能電子陶瓷、鐵電單晶、鐵電薄膜和納米復合材料的學術與應用研究，實現由追趕到并跑乃至超越；擔任國際鐵電學顧問委員會委員，發起建立亞洲鐵電學會(AFA)，主導籌建亞洲電子陶瓷學會(AECA)，提升了我國和亞洲電子陶瓷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和影響。2002年榮獲美國電氣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鐵電學成就獎。
姚熹先生生平
1952年，姚熹畢業于上海大同大學附中二院高中。同年經全國統考被錄取為北京俄語專科學校留蘇預備部學員，后因病休學。
1953年，考入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學電機系。
1957年，交通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并隨校遷往西安，歷任西安交通大學電機工程系助教、講師（至1979年）、副教授、教授。
1979年10月，姚熹作為訪問學者去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材料研究所進修??
1980年6月，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1982年4月，以1年零10個月的時間，獲得固態科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學位論文獲得施樂（Xerox）獎，之后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繼續進行博士后研究（至1983年）。
1980年3月，姚熹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
1983年3月，姚熹從美國回到中國，擔任西安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副教授、系主任。
1984年，由原高等教育部以及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特批晉升為教授、博士生指導教師。
1985年，參與籌建電子材料研究實驗室，姚熹擔任實驗室主任。同年獲得美國陶瓷學會“羅恩?科芬?珀迪”獎（Ross Coffin Purdy）獎。
1989年，當選為國際陶瓷科學院首批院士。
1990年，被法國國家研究中心固態化學研究所聘請為高級研究員。
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技術科學部）。
1993年，西安交通大學電子與信息工程學院成立，姚熹擔任首任院長。同年，當選為國際鐵電學顧問委員會委員，并倡議成立亞洲鐵電學協會，當選為首任主席。
1995年，受聘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訪問教授。
1997年，獲得何梁何利科學技術進步基金獎。同年，當選亞太材料科學院院士。同年，進入同濟大學任教，并擔任同濟大學功能材料研究所所長。
2001年，當選為美國陶瓷學會會士。
2002年，獲得美國IEEE鐵電學成就獎。同年，參與發起召開亞洲電子陶瓷會議（AMCE），組建了亞洲電子陶瓷協會（AECA），擔任顧問委員會主席。
2007年2月，當選為美國工程院外籍院士。
2002年5月，姚熹赴美參加美國陶瓷學會年會，會后姚熹（右）與導師克勞斯合影。
矢志報國 胸懷大局
20世紀50年代，根據國家工業化建設需要，交通大學新建了全國最早的電氣絕緣與電纜技術專業，因為該專業是學習蘇聯教育新開辟的專業方向，社會認知度較低，屬“冷門專業”。為此，學校動員黨員、團員帶頭選報，彼時就讀于交通大學電機系的姚熹主動報名投身電氣絕緣與電纜技術專業學習，由此開啟了他一生為之奮斗的專業方向。
1975年，年近45歲的姚熹懷著“使祖國的材料科學事業在新的高度騰飛”的愿望，作為第一批訪問學者赴美訪問學習，師從國際鐵電學研究泰斗Cross教授。在此期間，姚熹進行有關雙晶界面的研究工作，成功地用熱壓方法制備了各種鈮酸鋰雙晶，研究了雙晶界面的結構以及晶界對于材料介電性質的影響，提出了雙晶界面上的熱壘結構及其界面模型，發現了極化矢量相互對接的雙晶界面起到阻滯晶體壓電諧振的作用。 根據對多晶陶瓷介電頻譜的測量，姚熹發現了電子陶瓷中的晶粒壓電共振現象的明確證據，證實了1950年代著名電介質物理學家Von Hippel教授提出的鐵電陶瓷中的晶粒壓電共振效應產生高頻介電弛豫現象的猜想，解決了這個長期懸而未決的難題。他還用不到兩年時間，以突出的成績取得固態科學博士學位，其論文被選為1982年度有關材料研究的兩篇最卓越的博士學位論文之一，并獲得被認為是該領域最高獎勵的Xesox獎（材料科學最佳學位論文獎）。
“我是黨和人民培養起來的，我的一切屬于祖國，我的一切為了祖國。”1983年3月，懷揣著報效祖國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國際材料科學界嶄露頭角的姚熹回到祖國，投身祖國四化建設。在美國期間，姚熹目睹了中國電子材料科學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巨大差距，他下定決心要為提升中國電子材料科學研究應用的自立自強而奮斗。在學校的支持下，他在西安交通大學建立起我國第一個電子材料研究室、第一個電子材料與器件博士點，實驗室實驗和測試手段均達到當時國際領先水平。他本人毫無例外成為由教育部特聘的第一位電子陶瓷專業的博士生導師。回國后短短4年時間，他先后為研究生開設4門全新的學位課程，共指導了5名博士生和20名碩士生。
1985年姚熹在權威期刊《美國陶瓷學會學報》發表論文《晶粒壓電共振對鈮酸鋰陶瓷介電頻譜的影響》，立刻引起國際電子陶瓷學界不小的震動，并獲1985年度美國陶瓷學會Ross Coffin Purdy獎，這是美國對世界在陶瓷科技文獻方面作出卓越貢獻的學者的最高獎勵，姚熹是獲得這一獎項的第一位中國學者。
1990年，姚熹在籌建EMRL實驗室期間，在電腦上做控制程序實驗。
當學問做到一定境界，便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老一輩科學家嚴肅認真、一絲不茍的精神，以及他們寬闊的胸懷和甘為人梯、獎掖后進的育人精神，對姚熹影響很深，引導他不僅要深耕鐵電陶瓷領域研究，更要做一位有大情懷、大格局和哲學思維的學者。
他的大情懷體現在他推動中國電子陶瓷國際化所做的努力上，主要貢獻有兩點。一是1993年創建亞洲鐵電學會（AFA），推動舉辦系列亞洲鐵電學會議（AMF）。二是2005年創建亞洲電子陶瓷學會（AECA），推動亞洲電子陶瓷會議（AMEC）的轉型。
鐵電學領域以往國際交流主要是通過國際鐵電學會（IFA）。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IFA每4年組織召開一次國際鐵電會議（IMF）。一次姚熹到歐洲參加IMF后，有了在中國開會的想法。不過，很多與中國友好的國家的IMF委員會委員建議：亞洲在鐵電方面的研究力量眾多，為什么亞洲不能自己辦一個？于是姚熹借一次會議的機會，邀請亞洲各個國家一起商談創建亞洲鐵電學會，并建議每2~3年舉辦一次亞洲鐵電學會議促進亞洲鐵電學研究的發展，大家都很贊成。
1995年，由中國主辦、在西安舉辦了第一屆亞洲鐵電學會議（AMF-1）。在姚熹的大力推動下，AFA的研究隊伍越來越壯大。AFA的創建和AMF的召開為中國學者提供了發聲的機會，大大提升了我國和亞洲在鐵電學方面的國際學術地位，也為青年學者打造了深度交流和合作的舞臺，引導了我國和亞洲鐵電學事業的繁榮發展。而AMEC是在姚熹的建議推動下產生了變革，讓這個原以日本為主導的亞洲電子陶瓷會議變成了定期舉辦的系列化國際會議，每兩年在亞洲地區輪流舉行一次。
2002年5月，姚熹（左一）赴日參加國際鐵電學應用會議，接受美國IEEE頒發鐵電學成就獎。
他發起創建了AECA，邀請中、日、韓、印、新、馬、泰等國主要學者成立委員會。AECA的影響力漸漸擴大到亞洲之外，每屆都有大量歐洲和美國學者參加，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國際會議，對促進亞洲電子陶瓷發展、促進亞洲電子陶瓷走向國際化起了很大作用。
他的大格局還體現在他葆有胸懷大局的眼界、注重青年人才的培養、積極創造條件為青年學者發展提供機會，不斷向世界鐵電陶瓷領域傳遞中國科學家的聲音。早在上世紀80年代，姚熹就積極推薦團隊青年教師參與承擔“863計劃”課題研究，并推薦他們出國參加國際會議、進修訪問。
姚熹認為，做科學研究不單單是要關注自己的團隊，還要關注整個國家在材料領域的國際地位。他在參加國際會議作報告時，常常不是以自己團隊的工作為基礎介紹，而是從整個中國鐵電和壓電，包括電介質陶瓷的發展角度，系統梳理中國鐵電陶瓷領域發展現狀，介紹中國相關領域學者最新成果。
彭桓武，在每一個燈火通明的夜里，每一次學術會議的爭論中，每一次推翻重來的計算下，勇攀一座又一座科學高峰。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彭桓武一心為國的精神和淡泊名利的態度，就像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彭桓武星”，永遠在祖國的上空閃耀，激勵一代又一代科學家勇攀一座又一座科學高峰。
姚熹以"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在電子陶瓷領域開辟新紀元；用六十載光陰詮釋"科學無國界，學者有祖國"的赤子情懷。從多層陶瓷電容器的突破，到國際鐵電學界的中國聲音，姚熹用晶格般精密的態度織就科技強國的夢想。他的故事告訴我們：真正的科學之光，既能照亮實驗室的微觀世界，更能點燃民族復興的燎原之火。他灑下永不停歇的創新火種，繼續在神州大地上生生不息。
科學家精神是民族挺立的脊梁，它承載著探索真理的純粹執著、十年磨劍的堅忍不拔，以及在實驗室與祖國需要間無悔奔赴的赤子之心。在科技博弈白熱化的今天，這份精神既是對“卡脖子”難題的破壁利刃，也是滋養創新生態的源頭活水——它讓基礎研究甘坐冷板凳的堅守化為突破邊界的爆發力，將個人智慧升華為推動人類文明的整體勢能。傳承科學家精神，正是為民族的星辰大海征程注入不竭的永恒動力。